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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人之旅--李文与行为艺术
《为什么黄？》
在本地，乃至世界好多国家的现代艺术圈内，“黄人”李文(Lee Wen)
已经不再是陌生的名字。“黄人“(Yellow Man)是他过去几年内一再呈现的具有代表性的系列作品。“Why Yellow?”为什么他把自己全身涂成黄色？很多人问。是要
强调自己的血统，告诉别人他还是堂堂的炎黄子孙吗？噢不，虽然他的父亲是五十年代一位颇有名气的华文作家鲁白野。然而今年四十二岁的他，却是一个道地“读红毛书”的人，斗大的华文字认识不了几箩。或许他就是他自称的所谓“新”(Neo-Baba)。他娶了一个日本艺术家为太太，生下一个混血儿。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
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已经淡化了。他们服膺的毋宁是全球一体，世界大同的理念，就像他的前辈同路人唐大雾鼓吹“一种根，一种人类”(One Root, One Human Race) 一样。他说：“既然我们口口声声强调全球化 (Globalisation) ，为什么还要
那么在乎你是来自什么国家，属于那一个种族？是的，在资讯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
我们所处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地球村而已，我们关注的应该是全人类的共同命运。”
黄色对李文来说并不只是代表他本身是黄种人，我们脚下的土地是黄色的，龙袍是黄色的，寺庙以黄色为主，僧袍也是黄色的。在德国，消防车也是黄色的，公路上所有警醒的标志符号都是黄色的。当然黄色文化的黄又是另一种含意了。可见黄色具多元性的象征意义大有深入探讨的余地。这正是李文乐意探索的课题。他也曾尝试通过哲学与艺术理论去探讨人在宇宙的定位。在探讨的过程中，他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西方画家的画基本上是以人为主体，喜欢画人物、肖像、自画像，人在画面所占的比例通常是很大的，其它的景物只是陪衬。而传统的中国画则是以自然景物、山水为主体、人物很小，几乎容人山水中，体现一种以大自然为本的精神。中国画家很少画人像，更不画自己。”他说：“我找了很多资料，也许不是全面的，我只找到唐朝山水大师王维的一幅自画像，但也只是画他的背面。”这些研究心得对他的艺术创作起了一定的启示和影响。
《与行为艺术结缘》
李文一度是拉萨尔艺术学院的学生。1989年，某一天，有一位朋友带他去三巴旺参观画坛上异军突起的“画家村”(The Artists Village)，认识了“村长”
唐大雾，从此他就踏上了行为艺术的不归路，一晃十一年乐此不疲。他的行为
艺术处女作是在1989年假“画家村”年末的二十四小时表演活动
(The Time Show - A 24 hours Continuous Performance Event) 里呈现的。
那时候他留着长发，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配合一些戏剧性的动作引人注目。
接着是他在乌节路参加1990年新加坡艺术节，“画家村”呈现的环保主题项目 “The CARE Show (Concerned ARtists for the Environment)” 中，与唐大雾及 “Khairul Anwar and The New Age Players”合作多项表演。过后，他与韩少芙、王良吟 及S. Chandrasekaran应邀前往英国南部一个小岛“波特兰”(Portland)
参加一个环境艺术工作营。工作营结束后，他就留在伦敦，进入伦敦工艺学院
(City of London Polytechnic) 攻读部分时间的美术课程，对行为艺术作进一步的研究与发展。两年后，在回国途中，他又应日本著名雕塑家三上浩 (Hiroshi Mikami) 之邀顺道去印度中南部一个鲜为人知的城镇参与为期两个月的石雕工作营，一位农场
主人为他们提供住宿与素食，大家每天清晨六时就开始敲敲打打。他对石雕一无所知，但从观摩学习中也慢慢摸到一点门路，总算把一块三米长的大石头凿成三件造型简单的作品。他也在那儿呈现“黄人”的第二次表演（第一次在伦敦）。
《黄人的行脚》
“对我来说，行为艺术是画家如何把自己的肢体当作创作材料的一部分加以发挥，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我开始思考我们的意识与哲学思想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我不愿意再为创作而创作，为表演而表演；所以我对哲学和各种社会课题越来越感兴趣。“黄人”系列一共有十三集，期间并没有连续性，也没有切确的主题，我只是把它们当作一种发展的过程，有时只是一个小时的表演，有时长达数天，比如1993年在电力站的表演，表演的形式和内容也会随着地点，时间和季节的不同而作急性的变化和处理。”比如他在墨西哥南部的小城镇加八(Chiapas)的一道河边，那儿景色优美，可惜河水已被污染。那儿的人对他说：“如果你二三十年前来，这儿更优美，河水是清澈见底的！”“我在河边走着走着，一边拾枯木，对美丽的大自然遭受人为无数的破坏感到一种无助的沉痛与哀伤，那一场表演我的心情特别沉痛……。”
《噢，哈瓦那！》
哈瓦那(Havana) ，这个现今世界仅存的两个共产主义国家之一 --- 古巴的首都与北朝鲜的平壤一样，一向笼罩着一层层神秘的面纱，很多人都想一窥究竟，李文也不例外，所以那年他在南韩1995年光州双年展参与的表演时，“哈瓦那双年展”的负责人邀请参与时，他一口就答应了。这是个极难得的机会，因为主办当局经费有限，连飞机票都也只能提供一半。“我们是想去看看哈瓦那是怎样的一个地方，人民是怎样生活的。很多人都说：“那里什么也没有，你有得受了！”我就是要去体验一下共产社会的生活。”
这个双年展由哈瓦那一个叫拉姆现代艺术中心 (Wilfredo Lam Centre of Contemporary Art) 赞助举办的。在西洋美术史上，拉姆 (Wilfredo Lam)是极少数成名的非白人画家之一，他是古巴出生的亚非混血儿，曾经认识了毕加索等名家。拉姆现代艺术中心是在拉姆逝世一年后于1983年落成的。在这1997年的第六届哈瓦那双年展，李文原定的表演节目是《鬼故事》，需要用到很多块冰，然而在哈瓦那无法找到。哈瓦那市中心有四座雄伟的城堡，当年的殖民地统治者西班牙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兴建而成的。那位傻得可爱的国王原以为可以从他在西班牙的王宫遥望这些雄伟的建筑。相信他做梦也不可能想到这些城堡会成为今日双年展的场所之一，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一展才华。
李文到了哈瓦那已是黄昏时分，机场只有几名公务员在处理上千名搭客的入境手续。新加坡与古巴没有外交关系，结果搞了两个多钟头才入境而且已接近半夜了。他一心以为会被带去旅馆歇宿，没想到市长亲自出马，带他去一幢四层楼的民宅。敲其中一扇门，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揉着惺忪的双眼打开门，一脸错愕。市长严肃的说：“这位是咱门国家要招待的远方来客，好好照应！”
还好那位老先生会英语，他是一个忠贞爱国分子，每天忘不了在餐桌上向李文宣传他们的领袖卡斯特罗特如何英明伟大和古巴是世界最美好的国度。由于闭门自守，加上美国的禁运，古巴的物质相当匮乏，即使是面包也得凭粮票购买。李文说他是生平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排长龙购买面包，他们的面包吃起来味同嚼纸。有一位双年展参展者以为面包应该很容易买到的东西，打算以面包作为创作的素材，看到这种情形只好作罢。另一位想买一管白胶也遍寻不获，最后只好走后门，忍痛以十元美金的代价去索取。那是一段很有趣的经历。
《鬼故事与新》
1995年，李文受邀到德国参展趁便去波兰首都华沙，呈现两项行为艺术，《鬼故事》及《新》。波兰是个艺术气氛浓厚的国度，政府也很支持艺术的发展。艺术工作者很容易在华沙找到展出的场所，包括免费的住宿与膳食。艺术家惯以各种艺术形式，含蓄批评当权者的过失。那儿的观众开放热情，这一切使李文至今还念念不忘。在华沙之前，他也曾到东京呈现过这两个节目。
《鬼故事》灵感是来自本地读者对鬼故事的偏好。李文说他每次去逛书店，总是看到畅销书排行榜上大多数是鬼故事，他也不明白为什么新加坡人特别爱读鬼故事书，爱听鬼故事，爱看鬼戏。电视荧光幕上也常是鬼声啾啾，鬼影幢幢。人们怕鬼又爱看鬼。马来同胞的“蓬地阿那”更是大家津津乐道的。小时候，大人也常警告他不要在大树大石头下乱小便，以免冒犯鬼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是也有很多触砰不得的禁区。老百姓害怕但又很想一窥究竟的法令。他的鬼故事就是试图探索人们这种复杂奥妙的心理活动。
李文在画家村已有《新》的概念，他做了一些资料搜索和研究的工作，探讨早年星马“”这个族群的轨迹与处境。那些稍后从唐山移民来的华人常会以一种排斥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嘲笑他们是“半藩”，是华人又不会讲华语。李文由此联想到本地现代艺术工作者的处境。社会大众对艺术早已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约定俗成的观点。他们对那些不依传统，不按常规创作的现代艺术自然会产生抗拒与排斥的心理。现代艺术家要走的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毕竟还是在历史上找到定位，普遍被人接受，然而像李文这些画坛上的“新”又将何去何从？从事后现代艺术的工作者在本地画坛的定位将如何？这是颇值得关注的问题。
笔者曾于1996年在福康宁的黑箱剧场观看过李文的“新”。当时他呈现两个剧目，一为“礼申”一为“跑马”。前者的场景是一道极狭窄的通道，好象是白木板构建的。身穿白衬衫，打领带的新李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穿过通道，好不容易才得到一张“礼申”（执照）－一张准证准许你为三餐拼搏，为五斗米折腰的许可证，戏剧化的道出升斗小民的辛酸。后者的场景是一匹下摆成半弧形的木马，一前一后不停的晃动。“新”绕着木马呼嗤呼嗤的跑着跑着，口中念念有词—2154、7180、6278、1894……最后他精疲力竭，仰天躺在地上。旁边有个人将一罐狗食倒在他的胸膛，朋友廖芳炎的爱犬冲上去津津有味的吃着。这一段有些观众觉得恶心然后离席。但我个人认为这场表演紧凑，对赌风炽盛的现今社会作出反映，体现一种苦涩的幽默与沉重的无奈。
《世界级的城市·世界级的艺术家》
1999年年底，李文在全国性大展《诺基亚新加坡艺术一九九九》(Nokia Singapore Art 1999)中,受邀在美术馆内呈现一件题为《世界级城市》(World Class City)的精彩作品：一间房子当中，摆了一架迷你电视机，小荧光幕套上一道约十英尺长的白布筒，透过一端的圆口径，观众可以看到电视上身穿白色硬领衬衫，打着红领带的李文以一种大人物的口吻，侃侃而谈我们有世界级的飞机场、世界级的海港，有世界级的通讯，有世界级的旅馆……有世界级的学府……。除了前文提到的多场表演外，李文还参加过1995年的南韩广州的双年展和日本东京的国际行为艺术节。他也去过加拿大（1996年）、澳洲（1998年及1999年）、德国（1998年）、奥地利（1999年）等等，几乎遍及全世界。小许笑着说：“你也是‘世界级的艺术家’，只可惜我们这个世界级的大都会似乎容不下这位世界级的艺术家。”
《“黄人”将往何处去？》
一个炎热的午后，小许约了刚日本回来的李文和几位朋友在一家小茶馆碰面。在淡淡的茶香和柔柔的乐声中，听他细说从头，他的风趣开朗、妙语如珠，时不时引得大家哄然大笑，大有“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之概。我问他：“你这十多年来都是从事行为艺术，没有卖画，那你如何生存？不必养妻子和孩子吗？”“我没法子生存，还好妻子会自己赚钱。我在德国、奥地利表演时，主办当局每场给我一千美元，每次最少有两场表演。在日本和南韩也有酬劳，只是不多。现在我真是穷得像教堂的老鼠。我想要改行去做生意了。”大家都笑了。丹尼，一位同样醉心前卫艺术的年青人忽然杀出这么一句话：“Yellow man, where are you going?”大家一愣，接着爆笑开来，笑声带着苍凉与乏力感。
“其实，我有勇气与信心继续我的行为艺术，只要周围的冷漠与敌意少一些。你们知道吗？我感觉最棒的一次表演是在墨西哥。那是一处开阔场地，我找来十几张缺腿断脚的旧椅子，利用其它的木料或绑或钉把它们‘修理’好，然后邀请那些看不到的“好兄弟”座下来“聊天”。前来观看的当地观众还不少，虽然他们对艺术一窍不通，也不明白我在干什么，然而他们很开放，充满热情与好奇心，我用极有限的几句西班牙语与他们沟通，他们频频点头、微笑－是真诚的笑令我十分感动。然而在我们这里，大家都是No!你还没有表演他们已经批评开了。这也算是艺术吗？乱来的‘奥达’（差劲之意）的、神经病、吃饱太空闲……”要是大多数的国民对新事物抱着这种狭窄偏激的态度；那么“创新”、“创意”根本只能沦为空谈，更别奢谈什么文艺复兴？！黄人将往何处去，答案由李文自己去找吧！
心珍 2000年10月23日